上半年财政收入 二线城市：潮水退去、谁在

财政部于2020年7月17日公布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6月期间达到96176亿元，同比下降了10.8%。与此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16411亿元，也呈现下降态势，同比下降了5.8%。这显示出地方财政的紧张状况。

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财政部的数据反映出了一种经济底色：与GDP相比，实际的财政收支更能揭示当地经济的真实状况。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尽管它们的GDP数字亮眼，但实际的财政收支情况却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的预算收入均有所下降，但一线城市整体上财政状况良好。尤其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由于其长期房地产市场调控，积累了极其优质的土地资源和存量资产。这些城市可以通过加快土地供应步伐、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保证城市金融运行的稳定，并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留下足够空间。

相比之下，二线城市的财务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发展趋势。在区域经济格局中，东西差距已经转变为南北差距。特别是重庆、天津等直辖市，虽然其公共预算收入位列前列，但税收状况并不乐观。与此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如杭州、苏州和南京，依靠非税收入的大幅增加，维持了财政收支的稳定。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达，与土地资源相关的资产价值上升，使得这些城市的财政运行弹性较大。

有两类二线城市的财务运营压力较大。第一类是在中西部地区采用高杠杆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商业城市，如合肥、郑州等。这些城市为了吸引产业资本，前期通过增加杠杆、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努力发展。但随着企业陆续建成投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前期积累的巨额财政赤字需要通过高增长的税收来弥补。第二类是一些在GDP和人口快速增长的公共预算收支也存在缺口的城市。以郑州为例，其公共预算收支缺口近年来不断扩大，地方债务总额也在增长。

总体来看，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都面临着一定的财政压力。但在面对压力时，不同的城市因其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效果。在关注财政收入的也要关注财政支出的效率和使用效果，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高度杠杆化的管理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产业发展的税收增长趋势被延后，前期大量的财政投资回收周期变得更加漫长。这使得预算支出的压力难以降低，短期内财政运行面临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自2016年以来，这些城市持续进行高强度的土地供应，然而近年来人口流入的效应逐渐减弱。疫情的冲击使得当地房地产需求疲软，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以重庆为例，这座五大城市之一的金融运行压力尤为突出。股票负债超过8000亿，杠杆率接近400%，上半年财政缺口超过1100亿元。在这样的压力下，重庆如何维持其在全国城市排名第四的地位，并在2020年下半年支撑其GDP的增长，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另一类金融压力突然增大的城市主要是老工业城市，受当地产业模式影响，转型困难。这些城市虽然北方城市建设欣欣向荣，GDP高速增长，人口不断流入，但金融压力同样不容小觑。

在观察上半年二线城市的金融状况时，我们可以称之为“八仙过海显神通”。东部二线城市的财力雄厚，有较强的富余能力。中西部崛起的城市如郑州、合肥、成都、西安等，虽然面临短期的金融运行压力，但它们有新兴产业作为坚实的基础和发展潜力。而选择淹没在短期困境中的它们，展现出了坚韧与决心。与此相反，一些老工业城市如天津和太原，则面临着人口流入减少、经济活力不足的困境。它们只能全力应对，暴露出现实经济背景的不足。

截至8月底，抗疫国债和地方债专项额度陆续拨付到基层财政，这可以有效缓解下半年三四线城市金融运行的短期压力。这并不能解决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长期资金困难。对于这些深陷债务泥潭的城市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保证金融的可持续运行，而非继续加大杠杆保护GDP。

在探讨上半年的财政收入时，地方债务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遵循城市空间的基本逻辑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像一场高杠杆带动的大餐或GDP盛宴，虽然短暂兴奋和浮华，但之后往往只留下被掏空的家庭和沉重的债务。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只重表面、忽视长远的做法。只有深入理解并尊重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